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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官话”终结者探寻  

2011-07-20 19:03: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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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网综合

 最新雷人语录盘点

  1、“记者算个什么东西”

  据报道,7月8日,《法制日报》女记者张维在浙江兰溪市马涧镇采访时,遭到当地政府机关人员的阻拦,对方强行夺走其记者证并质问她:“谁允许你来采访的?记者算个什么东西!”

  身为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浙江兰溪市马涧镇的镇长,对待前来采访的记者是这般无礼。特别是当记者亮明身份“我是记者,正常采访。”之后,竟然野蛮不讲道理:“谁允许你来采访的?记者算个什么东西!”一把抢走了记者的记者证。真是比流氓地痞还霸道。

  2、“德国人上网费用高,且需层层审批”

  厦门市副市长臧杰斌的讲话视频在网上引起轰动,他称德国人上网费用高,且需层层审批。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3、“我当书记的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

  “西北风书记”事件缘于山东电视台记者对高密堤东村的一段暗访土地征用情况视频。视频播出后,一篇《山东一镇长:就是希望农民喝西北风》的帖子随即在网上热传。根据帖子和视频,当堤东村村民向宫厚财电话询问土地被征用后,“又不调地,又不补偿,什么也不给,你这样叫我们喝西北风……”时,宫厚财一句“我当书记的,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引发轩然大波山东高密市官方的新闻中心昨天向记者证实,因土地征用中对村民说“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而被网民冠以“西北风书记”的高密柏城镇堤东村党支部书记宫厚财(媒体误用“才”),已被免去职务。

  4、“不归我管”

  据4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沈阳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后查处了40吨“毒豆芽”,经检测,这些豆芽中含有亚硝酸钠、尿素、恩诺沙星等致癌成分和非食品添加成分。目前,警方已端掉多个“毒豆芽”生产窝点。为从根本上解决“毒豆芽”的监管问题,该市打假办会同工商、质监、农委等召开专题会议。遗憾的是,后三家部门均表示这事“不归我管”,并阐述了各自的理由。

  5、“萝卜都会分部位进行红烧或凉拌”

  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酒”事件在民众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4月25日,中石化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免去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职务,降职使用,13.11万红酒的费用由他个人承担。对于这一负面事件,中石化认为,这严重损害了中石化这家国有企业的品牌形象,与中石化历来艰苦奋斗、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精细管理的管理要求不符,也掩盖了中石化内部厉行节约的好的一面。中石化官方网站4月21日发布报道,举例说明了中石化长期以来的良好节约风气:“我们在备餐的时候,食堂的灯不会全部打开,够用就行”;“大葱的葱白和葱叶会分开使用,萝卜也会分部位进行红烧或凉拌”;“我们对加油站开灯关灯都有详细的规定,办公场所要求人走灯灭”……

  6、“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公安部“五条禁令”违法

  毕节阿市乡女教师周琴声称被学校领导安排陪酒,醉酒后被阿市乡国土资源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女教师报案时,当天和王忠贵一起在酒桌上喝酒的阿市乡派出所副指导员钟显聪称“戴避孕套不算强奸”。此语引发舆论强烈谴责。对此,毕节市公安局政委郭少全称钟显聪不过是“办案过程中掺杂了自己的语言”,引起媒体炒作;当记者质疑钟显聪周二中午饮酒违反公安部五条禁令时,郭少全竟称:“这五条禁令从严格上来说是违法的,它们并非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7月18日新华网)

谁在制造“雷人官话”?

  “雷人官话”频现,尽管时间在推移,人物在变化,细究其本质,似乎没有太多的不同,对百姓、对媒体、对突发负面事件……这些让人沮丧的官话始作俑者是谁?应该说,在公共部门和领导场上,集体范式的“共用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官员说话要有规矩,原本无可厚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官员在公开场合公开信息也很必要,敢说话就难免说错话,可是把人雷得“外焦里嫩”的官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就不仅仅是“说错“的问题,而是意识根源出现问题。

  ◆ 故意或不经意地将民众利益、媒体监督等置换到对立面

  官话雷人的逻辑的惊人一致性——官员总是能在一句话中,故意或不经意地将民众利益、媒体监督等神奇地置换到权力部门或政府的对立面。人为造成两者的对立,而看起来又是那么自然而然,在这套话语体系内,说话者甚至没意识到这样表述有何不妥,更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为何能激起那么强烈的民愤。 举例为证:比如“替谁说话”、“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不是党员”、“你敢曝光,我就叫它关闭”,这些话的语境各不相同,但那种官民对立的逻辑却昭然若揭。同样,“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话里蕴涵简单粗暴的对立逻辑也十分明显。

  若仅听这些无知无耻无畏的狂言,似乎政府部门不是为民众服务的,而是可以尽享权力轻狂,专门作威作福的。民众让渡私人权利,缴纳税费雇佣公权部门,本来是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利益、购买公共服务。这是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但从上述官腔可知,某些官员的权力骄纵带来的快感,遮蔽了这种行政理性,他们不自觉就站到了民众和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以为自己可以凭借手中职权,呼三喝四颐指气使。

  ◆ 权力失范惯性下的骄纵狂傲

  而从更深层意义上讲,言由心生,当某地方官员肆无忌惮地抛出带有恐吓性的官话,或者张嘴就是明显与公众利益相悖的胡话,而且每年盘点此类新闻都是一抓一把时,这种雷言雷行已超越个体素养层面,而是呈现出权力失范惯性下的骄纵狂傲之态。往更深处探寻,可能已不是某个官员口无遮拦的无心之失,而是折射了当地官场生态和权力格局的飞扬跋扈。所以,当雷人官话年年岁岁总是惊人相似,每年盘点时,即便那些言行再可笑,我们显然不能单纯地只当笑话听——更何况,谁又能笑得出来呢?!

  ◆ 背后是权利卑微

  官员“雷人语录”一再出现,显然不是一句官僚主义习气所能概括。在人们看来,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痼疾和悲哀,因为官员集体无意识地口无遮拦凸显人治语境下的权力任性,预示着法治进程的步履维艰和公民社会构建的艰难。透过一连串的 “雷人语录”,公众深切地感受到,官声成为一种喧嚣和训示,民生则成为被贬抑和被训诫的对象;权力不惮以最露骨的表达宣示对资本的偏爱和对权威的声张。当媒体把一众官员的“雷语”连缀成“语录”时,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幅生动鲜活的现代版 “官场现形记”。萧伯纳说得好:“一切世俗的权力都会使人成为无赖。”但泰戈尔的说法似乎更加惟妙惟肖——“权力把受害者的百般苦恼看作忘恩负义。”  

 ◆ 应对媒体“功力”有待提升

  语言锁死在一个循环里,词汇匮乏,风格呆板,对复杂性出乎本能的抗拒,就不是开放和自信的状态。并非所有的国家,因为拥有官员的身份,因为在一个特定系统内,就没有好的语言,没有好的表达。在公共部门和领导场上,集体范式的“共用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官员说话要有规矩,我甚至认为也可以平淡无奇。但话语不仅是生存本质上的工具,更是一种公共形象,一种为政资格,平淡是可以接受的一般状态,蛮横和不经过大脑的不当表达甚至也可以被平淡所包容。但从外部例证中,我们还是可以见到个体灵性、体悟和思辨在官员身上出现,即使在那些我们认为比较晦暗的时代和地方,也还有官员以合适的限度让自己的话语形象不那么死板,不那么锈迹斑斑。(肖擎,《长江日报》)

 激浊扬清:中国官话进化“三部曲”

  据观察,中国官话的演变体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千人一话”,到后来的不敢说话或“说雷人话”,再到如今正在逐渐接近“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中国官话发展的三部曲。

  在媒体相对不甚发达的时期,中国多数地方官员的发言不仅书面化,而且几乎是“千人一话”,官腔十足。相声段子《灭鼠》曾形象地展示了早期的官话形式。村子里的鼠灾已经泛滥,但“领导”仍不同意灭鼠,原因很简单,用什么方法灭鼠,领导还要“研究研究”。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体生态的改变,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雷人话”,又几乎成了地方官场的另一道风景。2010年,党报党刊曾多次盘点“最牛官话”,其中,“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都在入选之列。如今,随着网络问政的提速,政府施政新风的推进,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也在通过参与互联网改变说话的方式。 2011年初,一条《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斗智”央视主持人董倩》的视频火爆网络。在央视节目中,面对董倩“咄咄逼人”式的提问,郑宇民以睿智和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网友的赞美之词接踵而来:“这局长给力!”“不官话不套话,赞一个。” 从“最牛官话”,到“最给力局长”,中国官话的话语体系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不断刷新。 当然,让所有官员都能“亲民地发言”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仍不时冒出官员的“雷人官话”。

  谁能成为“雷人官话”终结者

  有些干部为什么喜欢说空洞的套话、写官样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指出,根源就在于:要么没“料”,要么没“胆”,要么没“法”。在张鸣看来,正因为他们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所以“只好躲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而还有的干部则是缺乏责任和担当,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当然也有一类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实现有效沟通的和传播的方法,所以只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

  ◆ 不能仅靠官员自觉,要靠良性机制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看来,我们不能靠官员个人的自觉、自发探索来形成良性机制的建立。它必须要通过制度化的改造、规则的建立本身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作。所以伴随着现在有更多的多元利益调整,有多样化力量需要协调,那么我们对于信息传播的规管本身必须要有新的思考,新的改造。

  ◆补上媒体应对这一课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的态度特别重要,态度应真诚、不回避。在说实话的同时,措辞则应谨慎再谨慎。专家建议,一些专业性强的提问,由具体部门作答效果更好,领导不宜“包办”;面对质问,要态度鲜明地说明立场,不能含糊。“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害怕媒体,不知如何与媒体说话、不懂如何与媒体沟通。”有人认为,有的地方一遇到问题就跑报社,千方百计要“挡住”记者、“堵住”报道,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就怕记者不来采访,来采访就是给了一个发出声音的机会。这暴露了一些领导干部应对公共危机缺乏前瞻性思考、面对媒体缺乏相应沟通能力和技巧,急需补上这一课。

  ◆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许多“雷”到人的官话,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将群众放在心中,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过度重视个人利益等,将权力失范惯性下的骄纵狂傲之态暴露无遗。

  9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不断强化全党的宗旨意识,不断夯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必须看到,我们党是一个在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这为我们践行党的宗旨、造福于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长期执政,一些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发生角色错位,由“公仆”变为“主人”,有的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甚至以权谋私。因此,要切实加强党的宗旨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恪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希望多几个李肇星、赵启正

  在盐泽看来,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对待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中国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宣传,但对日本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服务,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此提供服务。

  林夕和盐泽有同感。作为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她曾参加过中国政府某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采访长江三峡活动,她把那次经历形容为“消磨时间的仪式”,因为当地官员在被问及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时,言辞含糊。而外国记者登上大坝之前,还被安排参观一些并不感兴趣的场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访团,独自去采访那些环保志愿者和三峡移民。

  除了李肇星,另一个令盐泽很欣赏的外交官就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次发布会上,他清楚地听到赵启正一字一句地告诉西方媒体,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的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自由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让很多外国记者从此释怀。

  “我希望多几位敢说话的中国官员。”盐泽表示,因为这种改变也许才能跟得上目前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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